在XX中小学班级管理效能提升培训上的讲话：做新时代学生成长的引路人
下面，我围绕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、一名合格的班主任，从讲政治、真履职、崇道德、守法纪、强本领五个方面，与大家交流共勉。
一、讲政治：把稳为党育人的方向之舵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。”教师不仅是知识传递者，更是信仰引路人、价值守护者、未来筑梦人。我们必须心怀“国之大者”，把牢政治方向。
（一）坚定政治立场，做学生信仰的“引路人”
教育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活动。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办学，提出“教师是革命的工程师”，一生践行“革命第一、工作第一、他人第一”。他90岁高龄仍说：“我是一块补丁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贴。”这正是教育者最深沉的政治品格。人民教育家于漪从教70年，90多岁高龄仍坚持研读党的政策文件。她说：“教师站在讲台上，就是一面旗帜。”这面旗帜是靠日复一日对真理的坚信、对事业的忠诚铸就的。
今天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，我们更需筑牢自身政治根基。如果对党的教育方针理解不深，对民族复兴伟业缺乏认同，就难以在历史虚无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面前为学生廓清迷雾、把稳航向。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，准确把握国家发展大势，自觉将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融入日常。唯有自身站得稳、信得真，才能成为学生信仰真正的“引路人”。
（二）守牢意识形态阵地，做校园思想的“守护者”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、为民族立魂的工作。”课堂虽小，却是意识形态交锋前沿；讲台虽低，却承载着思想铸魂的千钧之重。教育一旦失去正确方向，知识便可能成为危险的武器。延安时期教育家吴玉章主持制定《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暂行规程》，明确提出“教育为抗战建国服务”，坚决抵制奴化教育，强调“培养具有民族意识、科学头脑、大众立场的新国民”。他深知，教育主权关乎民族存亡，课堂必须成为爱国精神的堡垒。
当前，一些错误倾向正以隐蔽方式侵蚀校园育人环境：有的用“娱乐化”解构英雄事迹，将邱少云、黄继光戏谑为“不合常理”；有的以“碎片化”信息替代系统认知，让学生在短视频中迷失历史真相；更有甚者鼓吹“去政治化”，试图模糊青少年的政治立场，割裂其与民族命运的联系。这些看似“无害”的潮流，实则暗藏风险，极易导致学生价值观混乱、历史观错位。
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，做校园思想的“守护者”。要严把教材教辅选用关，确保内容符合主流价值；规范课外读物推荐，杜绝不良出版物进校园；引导学生理性使用网络，抵制错误言论渗透；在班级活动中强化正面引领，厚植学生爱国情怀。前期，我们出台《教辅材料选用目录》和《课外读物推荐目录》，正是为了从源头筑牢意识形态防线。但这道防线，最终要靠每一位教师来守护。唯有守住课堂的“干净”，才能守护心灵的“清澈”。
（三）厚植家国情怀，做民族复兴的“筑梦人”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，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。”今天的青少年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。只有在他们心中种下对祖国山河的眷恋、对民族历史的敬畏、对时代使命的自觉，民族复兴的梦想才能真正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
我们要做民族复兴的“筑梦人”，就是以真实体验唤醒归属，以文化自信筑牢根基。它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扎根于日常教学的每一处细节：从升旗仪式的庄重肃穆，到历史课堂上对百年征程的深情回望；从带领学生走访忠堡大捷遗址、叶挺将军囚居旧址，到高山茶园见证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。我们要善用这些“活教材”，让学生在触摸历史肌理、感知时代脉搏中，将家国情怀内化为精神自觉、外化为报国行动。
二、真履职：扛起立德树人的岗位之责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深化教育改革，推进素质教育，创新教育方法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”教师不是事务执行者，而是育人设计师；不是规则搬运工，而是成长同行者。面对“双减”深化、五育融合、心理健康等新要求，我们必须摒弃“管住不出事”的旧思维，真正把岗位职责转化为育人实效。
（一）落实减负政策，做教育生态的“护林员”
叶圣陶先生曾提醒：“教育是农业，不是工业。”学生的成长需要阳光雨露，也需要留白空间。真正的教育，是在从容中静待花开，而非在焦虑中拔苗助长。当前，“双减”工作推进已进入深水区，但仍有少数教师搞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：作业总量压而不减，变相要求家长批改打卡；周末布置“隐形任务”，美其名曰“素养提升”；甚至将教学责任转嫁给家庭，让家庭教育沦为“第二课堂”。这些做法，不仅违背州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的十一条措施》有关要求，更侵蚀了教育的公平与温度。
当前，一些县市和学校已探索出具有特色的减负路径：恩施市推行“一、二年级不参加纸笔考试”，学期末设计“智力大冲关”活动，通过与知识结合的游戏关卡，既检测学生识字、朗读、口语、计算等能力，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；
宣恩一中把学生关爱深度融入日常管理，设置“心语墙”倾听成长烦恼，打造“温馨食堂”传递人文关怀，还在校园养了两只可爱的梅花鹿，孩子们在课余与鹿为伴，解压的同时也悄然涵养着对生命的敬畏。
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，实则是对教育本质的深情回归。我们不能简单以分数丈量全部价值，不能过分以升学牺牲成长节奏。要守护孩子的充足睡眠，留出亲子共处的温暖时光，珍视他们对绘画、足球、编程或一片树叶的好奇。唯有如此，“双减”才能真正减出质量、减出幸福，减出面向未来的生命力。
（二）全面推动五育融合，做理念创新的“变革者”
两千五百年前，孔子就提出了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构建起中国最早的“五育”雏形。“志于道”是理想信念（德育），“据于德”是品格根基（德育），“依于仁”是情感关怀（心育），“游于艺”则是通过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等技艺涵养文化、陶冶性情、强健体魄（智育、体育、美育、劳育）。尤其“游于艺”中的“乐”，并非娱乐，而是以音乐陶冶情操；“射御”不仅是技能，更是意志与协作的锤炼。孔子带弟子观流水而悟“逝者如斯”，登泰山而思“天下归仁”——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学习，必须融通天地、贯通身心。
今天，“唯分数、唯升学”的思维定式盛行：体育课被视为“副科”随意挤占，美育沦为节日汇演的临时排练，劳动教育止步于“拍照打卡”“摆拍作秀”——形式有了，灵魂却缺席。更有甚者，仍以智育为唯一指挥棒，其余四育沦为装饰性配角。这种“穿新鞋走老路”的做法，不仅背离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根本方向，更错失了培养学生健全人格、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关键契机。
令人欣慰的是，许多学校已开始破冰前行：利用校园空地开辟“班级责任田”，学生从翻土播种到记录生长、义卖成果，全程体验劳动的价值与协作的快乐；将国家级非遗“西兰卡普”织锦引入课后服务，孩子们在经纬交错中磨炼耐心、感悟匠心。
孩子们在这些活动中不仅习得了技能，更悄然涵养了专注力、责任感与自信心。这些探索证明：五育融合不是额外负担，而是教育本真的回归。我们必须实现思想上的“破”与“立”——破除“分数至上”的执念，树立“全面发展”的信念；从追求“整齐划一的标准答案”，转向欣赏“各美其美的生命过程”。
（三）深耕班级育人生态，做系统构建的“设计师”
班级不仅是教学场所，更是学生每日生活8小时以上的“第二家庭”。一个真正支持成长的环境，不是靠教师个人情怀维系，而是通过可预期的规则、多元的评价、及时的响应机制共同构筑。然而，现实中，许多班级仍停留在“不出事即平安”的低水平管理：心理问题靠班主任“凭感觉发现”，特殊需求学生缺乏个性化支持方案，冲突调解依赖临时说教——这种碎片化应对，难以给学生提供稳定的安全感。
张桂梅校长在华坪女高，不仅传递“你们生来就是高山”的信念，更建立了一套刚柔并济的成长护航体系：清晨巡查形成日常关怀仪式，学业帮扶小组实现精准托底，心理疏导纳入班级常规流程。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设立“蓝天下的课堂”，并非偶然谈心，而是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化、常态化、全员化，确保每个孩子都有倾诉渠道。
今天，我们应超越“经验式带班”，转向专业化育人支持：建立班级心理晴雨表，动态关注情绪变化；推行“成长档案袋”，记录非学业优势；制定清晰的冲突解决流程，教会学生理性沟通；对留守儿童、单亲家庭、学习困难等群体，实施“一人一策”关爱计划。唯有将关爱转化为制度化的支持行动，才能让班级真正成为滋养心灵、赋能成长的生命港湾。
三、崇道德：涵养为人师表的品行之范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、品行、品味的‘大先生’。”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。教育的力量不在技巧，而在人格；不仅言传，更要身教。
（一）以仁爱之心善待每一个学生，做生命潜能的“发现者”
陶行知曾警醒世人：“你的教鞭下有瓦特，你的冷眼里有牛顿，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。”每个孩子都是未完成的杰作，而非待修正的错误。然而现实中，功利化评价仍悄然侵蚀教育初心：对成绩优异者笑容满面，对后进生冷眼相待；对乖巧听话者耐心十足，对行为异常者急于纠正。这种“选择性看见”，看似追求效率，实则剥夺了孩子被完整理解的权利。
1907年，玛丽亚•蒙台梭利在罗马圣洛伦佐贫民区创办第一所“儿童之家”，那里聚集着被社会视为“愚钝”“残障”甚至“不可教”的孩子。但蒙台梭利却选择蹲下来观察——她发现，孩子们并非不能学，而是从未被给予适合他们节奏的环境与工具。于是，她设计出可触摸的砂纸字母、可操作的圆柱插座、能自由取放的教具，让孩子在自主探索中重建专注与自信。短短数月，这些曾被放弃的孩子不仅能读写计算，更展现出惊人的秩序感与内在尊严。
这告诉我们：每个儿童都天然具有发展的内驱力，教育者的使命不是灌输，而是准备环境、守护成长。我们不能因一时偏差否定一个生命，不能因外在表现遮蔽内在潜能。要相信：教育的奇迹，往往始于教师愿意放下成见，真正蹲下来，看见孩子的真实。
（二）以公正之心对待所有学生，做教育公平的“践行者”
教育之公，不在口号，而在日常细节中的无偏无倚。座位是否轮换？发言机会是否均等？评优标准是否透明？资源分配是否一视同仁？若教师心中存有“优生”“差生”的标签，再完善的制度也难抵隐性偏见的侵蚀。现实中，“成绩优先”导致活动机会集中于少数人，“家校关系亲疏”影响评价尺度，“性格偏好”使内向者长期被忽视——这些看似微小的偏差，日积月累，足以摧毁一个孩子对公平的信念。
19世纪美国教育家贺拉斯•曼被誉为“公立学校之父”，他在推动全民免费教育时曾疾呼：“教育是社会最伟大的均衡器。”他深知，若学校不能成为打破阶层固化的阶梯，反而复制甚至强化不平等，那么教育就背离了其神圣使命。为此，他坚持所有儿童——无论贫富、性别、种族——都应享有同等质量的教育内容、师资与尊严。这种“起点公平”的理念，至今仍是全球教育改革的基石。
我们落实优质高中80%的招生名额分配到校政策，正是教育公平最朴素也最坚韧的表达。它不只改变录取数据，而是为基础薄弱、资源有限的农村孩子开辟一条通往优质教育的制度性通道，让他们能有机会与城市同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用知识改写命运轨迹。同样的公平理应体现在班级之中：用清晰规则替代主观好恶，用多元评价打破唯分导向，用制度设计保障每个孩子被看见、被尊重的权利。
（三）以修身之志涵养师德大美，做学生品行的“示范者”
古人云：“君子慎其独也。”教师的品德，不仅体现在课堂讲授中，更彰显于无人注视的日常细节——你是否守时守信？是否在食堂自觉排队？是否能对保洁员、快递员的工作道一声感谢？是否在公共场合轻声细语、举止得体？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，恰是学生最真实、最持久的德育教材。教育不是高声训导，而是无声浸润。
南宋理学家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时，亲自制定学规，首重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，并强调“学者须是务实，不要近名方是”。他一生布衣蔬食，讲学不辍，以躬身践行诠释“正人先正己”的师道精神。近代著名教育家斯霞老师被誉为“童心母爱”的化身，从教七十载，始终衣着整洁、言语温和、板书工整。即使年逾八旬，她仍坚持手写教案，一笔一画，一丝不苟。学生回忆：“斯老师走进教室那一刻，我们就安静了——不是因为怕，而是因为敬。”这份由内而外的修养与自律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今天，教师的形象早已走出校园、进入网络、被社会广泛关注。我们更要自觉明大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，在社交媒体理性发声，在人际交往真诚守信，在家庭生活中孝老爱亲。唯有内外兼修、表里如一，才能以人格魅力感染学生，以道德力量引领成长，真正实现“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”的教育真谛。
四、守法纪：恪守为师从教的底线之规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坚持依法治教、依法办学、依法治校。”对教师而言，守法纪不仅是职业要求，更是政治责任和人格底线。我们的一言一行，学生看在眼里、记在心上。唯有自身行得正、坐得端、守得住底线，才能成为学生信服的榜样。
（一）敬畏法律法规，做知法守法的“明白人”
守法纪，首在知法；知法，贵在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教师承担国家教育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职责，公众对其行为规范有更高期待，更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。现实中，教师赌博、酒驾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，甚至出现猥亵学生、性侵未成年人等恶性事件，引起社会强烈愤慨。试问，这样的教师，如何配得上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崇高称谓？
19世纪法国教育家儒勒•西蒙曾担任国民教育部长，他力推“道德与公民教育”入课，强调：“教师必须首先是共和国的公民，然后才是课堂的主人。”在他看来，教师若不能以身作则遵守公共秩序、尊重他人权利，便无法培养出负责任的现代公民。
今天，法治素养已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“必修课”。我们要主动学习法律常识，明确哪些事“不能做”、哪些话“不该说”、哪些边界“不可越”，并在日常教学与生活中身体力行。如此，才能立住德高望重的师者形象，才能成为学生心中可信、可敬、可学的法治榜样。
（二）严守教育规矩，做规范从教的“清醒人”
守规矩，是教师的基本职业素养。这里的“规矩”，不仅指法律法规，更包括教学常规要求、学校管理制度、师德行为准则等一整套教育教学规范体系。现实中，少数教师心存侥幸：擅自调课、敷衍备课、有偿补课、考试排名、变相体罚等，这些行为看似“小事”，实则破坏教学秩序、损害学生权益、侵蚀教育公信。
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师范时，亲自拟定《教师十诫》，明令“不得无故缺课”“不得敷衍教学”“不得言行失检”“不得轻慢学生”。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：每日清晨五点起床，巡查教室、宿舍、食堂，检查教案是否手写详实，教具是否准备齐全。
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清醒认识到：规矩不是束缚，而是专业成长的护栏；纪律不是负担，而是赢得尊重的基石。唯有自觉遵守各项教育教学规定，做到心中有标尺、行为有边界，才能以规范促质量，以规矩护成长，真正成为学生信赖、家长放心、社会敬重的新时代人民教师。
（三）恪守职业纪律，做清正廉洁的“干净人”
师道之尊，不仅在于学识，更在于操守。教师职位虽微，却承载千万家庭的信任托付；手中无权，却握有影响人心的无形力量。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，都可能玷污教育的圣洁。现实中，个别教师收受家长礼品礼金、违规参与校外有偿补课、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友谋取入学便利，虽属极少数，却如蚁穴溃堤，严重损害教育公平与社会公信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著名教育家陈垣先生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时，有学生家长托关系送礼求关照，他婉拒道：“我教书六十载，从未因私废公。今日若开此例，明日何以立身讲台？”他一生清廉自守，家中陈设简朴，稿费多用于资助贫困生，被师生尊称为“布衣校长”。这份对职业纪律的坚守，正是师德最坚固的防线。
今天，面对人情社会的复杂环境，我们更需慎微慎初。一盒茶叶、一次宴请、一个微信红包，看似“人之常情”，实则模糊了师生关系的边界，动摇了教育的公正根基。我们要守得住清贫，耐得住寂寞，经得起诱惑——唯有如此，当孩子长大回望校园，他们或许会忘记某道题的答案，但一定会记得那位始终干净、值得信赖的老师。
五、强本领：锤炼专业精进的能力之基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教师要成为‘大先生’，必须有扎实知识功底、过硬教学能力、勤勉态度和科学方法。”仅凭经验或热情已难胜任时代使命。我们必须从“事务型管理者”转向“专业型引路人”。
（一）提升心理辅导能力，做学生心灵的“倾听者”
当代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、社交焦虑、家庭变故等多重挑战，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化、隐蔽化趋势。然而，许多教师仍习惯用“坚强点”“别想太多”等话语简单回应，或将心理问题等同于“思想不端正”，错失干预良机。
20世纪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•弗兰克尔提出“意义疗法”，其核心理念是：人在任何境遇中都能选择自己的态度。他曾担任中学辅导员时，面对一名因家庭暴力而沉默寡言的学生，并未追问“发生了什么”，而是每天放学后陪他在操场走一圈，只说一句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数月后，孩子主动开口：“老师，你说人活着有意义吗？”弗兰克尔没有讲道理，而是反问：“你觉得呢？”？”孩子怔住，随后低声说：“您一直陪着我，让我觉得，我还是有人在乎的，所以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。”正是这份不带评判的陪伴，让孩子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。
这一启示深刻：心理辅导的第一步，是建立安全关系；最高境界，是唤醒内在力量。我们不必成为临床心理师，但需掌握基本识别技能——如情绪持续低落、社交退缩、自我否定等信号；学会积极倾听三原则：不打断、不评判、不急于给建议；熟悉转介机制，在必要时联动学校心理教师或专业机构，筑牢守护学生心理健康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
（二）善用信息技术赋能，做智慧教育的“探索者”
我们正身处一个被移动互联网重构、被人工智能重塑的时代：生成式AI可瞬间撰写教案、设计习题、生成图像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聚海量资源——技术从未如此深刻地嵌入教育肌理。然而，技术红利若缺乏教育自觉，极易滑向“伪智慧”陷阱：课堂沦为PPT动画秀场，家校沟通简化为微信群打卡，AI代写作业泛滥成风。这些做法看似“高效”，实则用技术便利掩盖了思维缺席，用信息过载取代了深度学习。
真正的智慧教育，不是让机器替代教师，而是让技术放大教师的育人价值。20世纪末，美国教育家马克•普伦斯基就警示：“教师不必成为技术专家，但必须成为技术意义的诠释者。”今天，这一命题更为紧迫。面对AI能“答所有题”却无法“育一个人”的现实，我们更需清醒：技术的价值，不在于它能做什么，而在于我们用它来实现什么教育目的。
在实践中，我们要主动拥抱变革，更要坚守育人本位。可借助智慧教育平台精准推送分层资源，利用AI学情分析识别个体薄弱点，通过在线协作工具组织跨班级项目式学习，既不做技术的盲从者，也不做变革的观望者，而是以教育者的专业判断驾驭技术，让算法有温度，让数据有方向，让屏幕背后始终站着一个会思考、有情怀、负责任的“人”。
（三）拓展跨学科育人视野，做文化自信的“播种者”
教育的深度，取决于教师的见识广度。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今天，学生既需理解人类文明共通价值，也需扎根民族文化根脉。然而，学科壁垒森严、“唯教材论”盛行，导致教育窄化为知识点的搬运，难以培育整全人格。我们作为育人设计师，必须打破学科孤岛，构建融通课程。
英国教育家约翰•洛克在《教育漫话》中说：“教育的目标不是填满一个桶，而是点燃一把火。”他主张将历史、地理、自然、艺术融入日常对话，让孩子在真实问题中综合运用知识。例如，讨论“河流污染”，不仅涉及科学检测，还需伦理判断、政策分析与艺术表达。这种跨学科思维，正是21世纪核心素养的核心。
我国传统文化亦强调“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”。我们从《诗经》中既可以领略文学之美，又可结合地理知识探究生态变迁，还能借助历史脉络领略风俗演变。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入班级生活：通过经典诵读涵养气质，通过节日仪式传承记忆，通过社会实践厚植情怀。